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 一是许多人没有认识到互联网技术运用于金融业并没有改变金融的本质,对各类金融产品的本质属性缺乏准确的了解,对金融的法律红线缺乏敬畏之心。
原先的董事会往往不可能接受十分严厉的重组,通过破产起诉改变决策方式,对企业实施重组。在此情况下,如果公司无法提出令人置信的还债计划,那么就需要债权银行拿出自己的看法,而且是决定性的看法,因为如果继续存在诊断上的争议,债权人可通过债转股加大自己的表决权。
第一是认为债转股是最后的免费午餐,债务人想吃免费午餐也不奇怪,关键是债权人不能轻易提供免费餐,不能给企业以财务软约束的信号。我想这是自然的,但是,既然是债权债务关系,借款人就应该欠债还钱。但国有企业仍是国有独资的,未能实现所有权多元化和股份制的改革,为此称为空转。有的人会说,贷款企业可能会有一些与债权人不同的看法。1.在一般性拖欠的情况下,采取一些催收的措施。
但是对于转轨经济国家来说,高通货膨胀时期却是银行消化不良资产的较好时机。所谓处理得好,指的是能够找到相应的办法和措施,其中也包括正确理解和运用债转股,顺利解决部分不良资产问题,剩余的不良资产损失控制在国力能够承担的范围之内,这意味着我们能够顺利渡过这一轮的金融风险高峰期。(23)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资本主义的金融化》,《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7期。
但是,这两项法案的目的是实现利率市场化,其主要内容是解除对存款利率上限的管制,而基本不涉及金融机构分业经营制度的调整。虽然对新自由主义的界定不同,但左翼学者们的普遍共识是:新自由主义是对资本主义70年代滞胀危机的应对方案,或者以积累的社会结构的方法描述,是在战后资本主义积累体制崩溃后旨在重建新的积累体制的方案。从时间顺序上看,新自由主义方案始于70年代末期,其主要的主张和政策都在80年代早期以里根经济学的方式推出。SSA学派对滞胀危机原因的理解或许并未明确20世纪70年代危机的根本原因,例如有学者基于资本主义主要矛盾的理论将滞胀的根本原因理解为劳资矛盾,即工资挤压利润导致了利润率的下降。
金融化不是通常意义上融资成本的提高,其突出特征是非银行金融业务的膨胀以及由此带来的金融风险和金融泡沫。布伦纳指出,在1981-1982年,美国制造业利润率下降到它在战后的最低点,甚至到1986年,它比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水平还低20%。
一方面,新自由主义方案中的去管制改革不仅在时间上大大早于金融业的去管制进程,而且其内容也与金融业的去管制没有必然的联系。其次,当前的金融化进程和金融资本统治地位的恢复是其摆脱了自大萧条和二战以来对金融资本严格限制的结果。新自由主义对于货币政策的代表性主张由弗里德曼倡导的货币主义所提出,认为最优的货币政策是按单一的规则控制货币供给量。1980-1987年间,美国十年期国债利率均值为11.23%、联邦基金利率均值为10.41%。
而如果仅有货币条件而保持金融业持续的严格管制,那也只会是受调节资本主义积累模式下的宽松货币政策,可能导致通货膨胀,但却不会引发金融化或金融扩张。而新自由主义方案的去管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主要针对的是公路、铁路、民航等自然垄断及公共服务行业,后来又逐步扩展到其他垄断行业,1982年《合并指南》的出台,被普遍认可为美国放松垄断行业管制的代表性事件。因此,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认为新自由主义和金融化之间存在着某种因果性的联系,更准确地说,是新自由主义的失败构成了金融化进程的原因。在两个时期之间,由于凯恩斯主义和其他管制政策,金融资本的力量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和削弱。
⑥维克托•D•利皮特:《资本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71页。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制度变迁的历史进程是否如此? 根据我们的研究,在以上三个重要问题上,上述西方左翼学者们将新自由主义与金融化之间关系视为表象—本质关系的看法都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
对此,保罗•斯威齐提出: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是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原因,而金融化的实质就是传统经济结构已经让位于新的经济结构,在新的经济结构中,急剧膨胀的金融部门获取了高度的独立性,并高高凌驾于实体生产体系之上,即垄断金融资本的崛起。因此,从时间上看,美国金融业大规模去管制的时间事实上较晚,至少到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
因此,金融化的实质可以被理解为资本内部不同资本集团关系的根本性变化,即金融资本地位相对上升,而产业资本地位则相对下降。因此,对新自由主义与金融化这两个重大事项之间关系的深入研究意义重大。因此,无论是像每月评论派那样将金融化视为新自由主义的主导力量,还是像杜梅尼尔等人那样将新自由主义视为恢复金融霸权的社会秩序,这种将新自由主义与金融化之间关系解释为表象—本质关系的看法并不符合实际。首先,在资本—劳动关系方面,新自由主义通过打击工会、减少福利、创造失业等手段降低了工人的实际工资。根据布伦纳的测算,美国商业银行的权益资本和资产收益率在80年代不仅大大低于1990年以后的水平,并且下降到战后时期的最低水平,甚至在1987年经历了自大萧条以来最大的一波银行倒闭浪潮。他们将其垄断资本的理论和方法一以贯之认为金融化导致垄断资本主义步入新的混合时期,这一阶段可称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垄断金融资本时期。
(20)Foster,B,McChesney,W,"Monopoly-finance Capital and the Paradox of Accumulation ",Monthly Review,vol.61,no.05(2009 October). (21)罗伯特•布伦纳:《全球动荡的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85页。如果非要在二者间建立某种联系的话,也只能说新自由主义方案所开启的自由化思潮为金融业的去管制准备了社会舆论的氛围。
(17)其二是对证券市场较为严格的监管制度。格林斯潘继任美联储主席后,执行了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甚至于1993年明确宣布放弃单一规则,并在90年代后半期长期执行了被称为证券市场或者资产价格的凯恩斯主义。
当人们习惯了产业领域的自由化和去管制,将其移植在金融部门时,遇到的社会阻力会小得多。因此,在1995年由于反广场协定造成美元再次升值时,美国制造业的利润率恢复就到达了其顶点,其后的繁荣则主要是受格林斯潘的证券市场或者资产价格的凯恩斯主义推动的,表现为证券市场扩张的非理性繁荣。
而有的学者则认为,是资本间特别是不同国家资本间竞争的强化导致了利润率的下降。约翰•福斯特继承并进一步强调了斯威齐的这一看法,他认为,金融化与滞胀存在共生关系,金融扩张成为滞胀的主要修复手段,而新自由主义应当被视为垄断金融资本的政治—政策搭档,为了顺应金融化导致的新要求,资本主义进行了新自由主义重构,甚至新自由主义可以视为垄断金融资本在意识形态上的对应物,新自由主义的泛滥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金融全球化带来的资本的新要求③。需要指出的是,很多学者将美国在1980年颁布的《放松管制和货币管理法》和1982年颁布的《加恩—圣杰曼存款机构法》看做是美国金融业放松管制的标志,从而将金融业去管制引起的金融化与新自由主义方案联系在一起。那么,在当前的金融化的历程中,上述两方面的制度性条件是如何形成的呢?其形成是否是新自由主义方案的既有内容或直接后果呢? 首先,美国金融业的去管制化进程主要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而不是80年代。
可以看出,新自由主义方案中的去管制改革不仅在时间上大大早于金融业的去管制进程,而且其内容也与金融业的去管制没有直接的联系。例如,大卫•科茨指出:新的金融工具的创新和销售,基本取代了过去金融部门与非金融部门之间的长期借贷关系,而这种关系曾在调控资本主义的社会积累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
(22)罗伯特•布伦纳:《全球动荡的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83页。在新自由主义方案中,资本集团是以一个整体的面貌出现在与其他社会集团斗争的战线上的,我们不仅未发现其中旨在提高金融资本相对地位的内容,而且甚至其内容主要是响应产业资本的诉求。
三、金融化是如何发生的? 左翼学者对于金融化这一概念的表述也有很多种,排除一些现象性的描述,具有代表性的表述主要有以下几种:每月评论派的福斯特将金融化定义为:经济活动的重心从产业部门转向金融部门。(24)大卫•科茨:《金融化与新自由主义》,《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1期。
① 在西方左翼学者中,对新自由主义与金融化关系进行明确考察的主要有美国每月评论派和法国学者杜梅尼尔和莱维等。左翼学者将二者的关系解释为表象—本质关系的看法并不符合真实历史进程,而且极易引起对当代资本主义矛盾认识的含混性和对资本主义未来走向的误判。二者是资本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危机以来接连出现又接连失败的两个独立阶段。结果是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从1970年代末到1995年持续下降,而在同期,劳动生产率则是持续提升的。
例如金融化研究的权威学者戈拉德•A•爱泼斯坦虽然将新自由主义、金融化和全球化并列称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变革的三大进程,但并没有明确讨论它们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虽然新自由主义所造成的阶级关系模式颇为复杂,但金融资本支配着新自由主义妥协中的其他组成部分,因此完全可以用霸权这一术语说明金融资本上述权力结构中的地位。
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后,金融业监管条件的进一步放松,资产证券化、债务抵押债券(CDOs)和信用违约掉期(CDSs)等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的滥用催生了房地产泡沫,并最终引发了2008年大规模的次贷危机的爆发。政府在市场(一旦建立起来)中的干预必须被控制在最小限度……⑤其次,新自由主义还被用来代指资本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建立起来的新的积累体制或新阶段。
每月评论派虽然敏锐地发现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反向变动关系是理解世界经济新趋势的关键,(23)但却忽视了这种反向变动关系的运行机制。其后,在不断宽松的货币环境中,金融部门在80年代末迎来了起飞,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后,金融化进程在新世纪初期进入了高潮并最终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经济危机。
法令不再出自被废弃的君主之口,而是出自拟制的全体人民之手、反映全体人民意志。
其实,这样的观念没有任何实证根据,只是人们的一种感觉。
目前的法庭因为不独立,没有足够的权威,在一系列重大、敏感案件中,法庭沦为政治或者个人的工具,最终权威荡然无存,却又受不了几句讥讽和批评,恼羞成怒,试图依靠刑法这个最后的武器来强迫律师闭嘴。
综上,正因为中国当代处在风险社会、复杂社会、开放社会与多元社会,因此食品安全治理必须建立起以强化严厉追责为后盾的底线安全、以设计全程监管为目标的枢纽安全、以提供社会共治为动力的共建安全和以落实企业
悲观的学者们则称,一个普通的日本人还是乐于通过妥协的方式解决争端,比如调节、调停与和解,基于条文的诉讼仍然只是社会控制或争端解决的相对较小的一部分。
然而,在当下的政府治理过程中,有的利益被充分甚至过分考虑,有的利益则被排斥在外,或者最多只是被聆听了。